宏观调控给经济打了刺激剂 中国经济触底反弹（2）

第三，完善资本市场功能，扫清产业资本运作障碍。

资本市场对企业发展意义重大，股票市场在企业并购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完善，严重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当前实体经济下行、迫切需要产业重组的背景下，完善资本市场功能尤为迫切。中国证监会对企业并购重组的监管非常严格，手续非常复杂，审批时间非常长，导致企业并购重组比上市还难。证券监管部门需要进一步减政放权，减少审批事项，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做好服务上来。

第四，社保政策托底，为“去产能”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

用企业重组的方式去产能，企业破产较少，产生的失业也较少，但仍然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职工下岗。企业破产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是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政府需要做的是最大限度地缓解因此所造成的社会矛盾。

首先，国家可以通过完善相关法律，保护破产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其次，可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成立破产企业职工补偿引导基金，引入社会资本实现商业化运作，国家为这些基金的运作提供优惠条件。最后，畅通政府、行业协会、企业、职工的沟通渠道，建立微观主体的“多边谈判”机制，通过谈判解决破产补偿问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去产能”要发挥好财政与金融合力

我国产能过剩顽疾的成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竞争性行业市场化进程滞后，国有经济退出机制不健全。一方面，政府希望国有经济在这类产业中保持一定的“较强影响力”，政府在这类行业中保留了大量管制性、干预性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倾向于支持国有大型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类大型国有企业资本规模大、人员多，政府不希望大企业破产退出造成经济下滑、失业加剧、财政收入锐减，故而一些落后的国有企业难以退出市场。

第二，中央、地方对产能过剩行业共同施加有缺陷的产能管制政策，造成产能无序扩张。采用行政管制手段治理产能过剩，政策部门必须对未来供需形势、未来市场需求规模与需求结构进行准确预测，但是这种误判恰恰成为政府失灵的重要根源。

第三，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是体制性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土地、资本，还是水、电、气等，要素资源配置的权利仍有很大部分掌控在政府手中，价格双轨制、产权模糊不清等现状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第四，许多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有可能进一步扭曲产能过剩问题，导致市场机制失灵。根据调研，企业自身虽也有压减产能的意愿，但又担心全国缺乏统一部署，其他企业不压减，造成“谁先动谁被动”的局面，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市场调节机制失灵。

地方政府出于对财政收入、就业以及经济总量的考虑，倾向于保护规模大、高产能的企业，扩大规模和产能仍然是企业的主要选择。针对产能的财政补贴加快了行业产能的爆发式增长，造成了行业产能的过剩以及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和价格战；使得本应获得政府大力支持的研发环节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难以突破核心技术。这种逻辑促使产能不断扩大，陷入产能过剩顽疾的政策怪圈。

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新时期的结构变迁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也不只是经济建设，而是“五位一体”。这需要提升整体思维，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维。建立以整体观为核心，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形成合力的政策体系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

第一，财税可适当提供间接的去产能补贴。补贴重点放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统筹接续以及职工再就业培训，并加大对社会性职业培训机构的税收优惠。

第二，发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引导作用和窗口指导作用。严禁对违规项目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和直接融资；对主动化解过剩产能和进行产业整合的企业给予融资支持。

第三，完善不良资产处置机制。淘汰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商业银行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不良率上升甚至不良资产集中爆发的问题。针对去产能重点地区，适度降低资产管理行业准入，丰富和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继续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地方财政部门可推动成立专门的行业重组金融公司，集中处置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建立企业金融债务重组和不良资产处置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