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变革应跳出自上而下的监管框架

今年6~8月的股市暴跌，监管层通过媒体把公众关注的焦点引向了境外机构“恶意做空”，不惜动用公安系统直接调查取证。而密集调查的结果却发现：最大的做空势力来自于“庄家”出逃引发的踩踏！由此引发了股市庄家之间“狗咬狗”的骂战，有道是：牛市死在猪身上让狗吐血！股市庄家的“狗血”骂战牵出了一条黑线，上有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下有“宁波敢死队”黑庄徐翔，背后则是证券监管体制内在的黑洞。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那样：“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

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框架是在90年代中期形成的，其主要特征有二：其一是主管证券审核的发行部，其二是自上而下的机构部。这样的监管架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完成的，或许可称之为“半市场”的监管体制。从组织架构上看，证监会类似于控股公司的总部，自上而下监控着旗下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管可以细化到管人管股票，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人际关联，却可有效监控主要负责人的道德风险。

早期证券市场的规模很小，交易量很低，管住了证券从业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就等于是管住了市场。从这个角度看，当时形成的监管框架和证监会的市场定位相适应，因为当时的证监会不仅是证券市场的“道德天使”，还承担着“为国企脱困”而融资的经营责任。客观地说，证监会并不是监管者，而是证券市场的经营者！可有效监管证券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却难以约束证监会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如今股市长大了，如俗话说的，树林子大了啥鸟都有。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上下延伸，盘根错节，道德天使随时可能沦为政治娼妓。与此同时，内线交易和与之相关的股市暴利也越来越大，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管体制几乎必然滋生市场操纵和内线交易的行为。监管层的部门负责人可以“道德天使”的身份居高临下，股市暴利如水中游动的锦鲤，唾手可得，官场与市场的结合必然导致权力寻租。制度性的寻租一旦存在，相关人士之间的攀比行为也会出现，由此演绎，监管体制本身就成为中国股市频发系统性风险的因素之一。如果说，第一代监管者还有改革开放初期能够自我约束的道德情怀，其后继者却可以通过监管框架所授予的权力把寻租市场开发到极致！

现行监管框架内在的寻租市场存在已久，只是在本次股市剧烈震荡中暴露得淋漓尽致，并引发了高层决策者的关注。改革如箭在弦上，改革的方向也很明确，其一是市场化，其二是现代化，其目标是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小改是证监会的内部改革，大改则是“一行三会”的框架重构，在我看来，习主席所期望的制度性改革应该是后者而非前者。

国学之中，儒家倡导“仁义礼智信”，将“诚信”二字定义为立国之本。同理，金融监管机构的“诚信”就是国家的诚信，所以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应跳出自上而下的监管框架，废除发行部，废止机构部，在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同时，推行从业机构备案制。过去三年以来，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已经超越日本，上升为全球第二大市场。根据15年前签署的WTO协议，今年全面开放市场的承诺，中国的市场也应包含股票市场的对外开放。因此，应在监管框架的改革中体现开放精神，与发达国家的监管框架接轨。

股票发行注册制，从业机构备案制和证券市场的全面开放是三位一体的制度性变革。这一改革思路看似简单，却足以消除现行监管框架中的寻租市场，从而建立金融监管的权威和证券市场的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