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走访了很多狱中企业家 下一个或是我自己

我们这些企业家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阶层到底是什么状态?它到底要往哪里去?我在自我身份认同上出现的焦虑,很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工商阶层对身份认同的困惑。

王石
王石

我第一次知道深圳是1966年。那时文化大革命,我串联到广州,知道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两种制度,是个很神秘的地方。那时把深圳的“圳”字都念错了,读成了川,后来才纠正过来。

到了1978年,我大学毕业到广州铁路局工作,到深圳来施工。印象很深的是蛇口的中英一条街,冷冷清清的,中间有一个界碑,这边是公安,对面是香港警察。还有,在深圳可以看香港电视节目,但是得偷偷摸摸的,在工地上看露天电视,公司政治指导员一来赶紧要换台,看得很不爽。后来认识一个老乡,周六就到老乡家里看,一直看到早上两点钟没有节目了为止。当时经常早上一起来,发现民工又少了一个,偷偷跑到香港了。

我在深圳施工半年就回广州了,但是深圳老乡每年春节会带点鱼之类的东西来到广州看我。1982年春节,老乡突然带着那时很少见的加州蛇果、新奇士橙来看我,他妻子还烫了一头摩登的卷发——以前可都是插秧的农民,一下我就愣住了,受冲击很大。我很好奇,专门到了深圳,一看就激动人心,到处是欢腾的工地,到处是车,在修路、平小山丘。从深圳回广州,我立刻就办了停薪留职。那时在机关,我是科员,知道这一生最多能做到副局级,已经能看到自己的追悼会是怎么开的。我很不满意现状,觉得很委屈,想做点事业,却不能发挥。我下海创业的动力就是对自己不满意,想做一番事业,男子汉志在四方嘛。

我1983年再次到了深圳。1984年一天,看到很多警察,还有很多围观的人,一打听,原来是在为邓小平的视察做准备。我隐隐感到中国要发生非常大的改变,当时心里非常激动,觉得能做一番事业的机会可能来了!

那时也没有企业家的概念,就是学着做生意,当个商人。

到深圳首先体现的是人性的解放,虽然我不清楚到底能做什么,但要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权利,到能做生意的地方做生意,看看自己到底行不行。我一直对物质的东西并不太在乎,但是到了深圳就要考虑赚钱,不赚钱你怎么证明自己?我可以赚钱,但是我并不喜欢赚钱,也不喜欢当商人。我对自己商人的定位挣扎了很长时间,一直挣扎到50岁之后。中国传统文化里总是说无商不奸,我骨子里面也曾经是轻视商人的,我怎么能看得起暴发户呢?但是突然发现自己就成暴发户了。1988年万科改制上市的时候,为什么我很快放弃了公司的股份,跟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以前我经常公开说我不喜欢做商人,也不喜欢做房地产。2000年,有一次郁亮跟我谈,说董事长你不喜欢就不喜欢,能不能不要再说了,你公开说你不喜欢,怎么能让万科的团队热爱自己的工作呢?从此之后我就不再说了。我有个特点,喜欢不喜欢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做这个了,而且是我自己的选择,那就要做好。现在应该承认,喜欢不喜欢,即使都做好了,其实效果是不一样的。我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才开始喜欢地产这个行业。

尽管对企业家的理解和身份认同有一个过程,但是到深圳之后我创业的目标却很清晰,这个目标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就是参照日本二战之后崛起的企业比如索尼松下等,它们对日本崛起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万科能不能也成为这样的公司,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年万科已经创业30年了,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但是今天的万科也毫无疑问地有超出了我预期的地方,很多东西在过去是根本想不到的,比如说万科现在的规模是想不到的,再比如2008年万科和我遭遇的一系列舆论事件,我根本没有想到万科对行业的影响有那么大,我的影响力有那么大。2011年我出国留学这件事,在企业家圈子里面的影响也是超出我预料的。现在深圳商会里有两个英语学习小组,两个小组可以PK,这里面很多企业家都是海归。有一次美国西雅图市长来访,我用英文做了个演讲,这些企业家一看王石可以用英文演讲,很惊奇,就觉得不能把英语这个交流工具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