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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西煤炭税费多达25种 称财政想不出别的办法

    山西煤改疮痍

    疾风暴雨式的山西煤改,导致投资急剧扩大、产能急剧上升,各大整合主体债台高筑,在煤炭市场逆转之后进退两难。高层期望的节约资源、遏制矿难,虽有收效,但未达预期。与此同时,一轮轮“运动式执法”,让基层政府的形象雪上加霜

    过往繁华总被雨打风吹去。

    山西煤炭税费多达25种
    山西煤炭税费多达25种

    山西省轰轰烈烈发动煤改后不久,煤炭市场忽然进入冰河期,迄今许多煤炭品种的价格比高峰期跌去了一半左右,产煤大省危机四伏。《财经》记者在山西省的调研显示,“煤改后遗症”正在凸显,使各大煤企雪上加霜。

    在临汾,兼并重组完成后的煤企间出现大量三角债;在吕梁,为煤改投入巨资的煤企出现资金链断裂;在太原古交,央企陷入并购后的泥沼;在山西各地,由于利益分配难以均衡,村矿矛盾风起云涌

    2013年8月,山西省政府紧急出台煤炭“救市20条”,其中包括暂停征收部分税费,着力解决煤炭企业金融信贷问题等多项措施。“救市20条”为此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重组整合遗留问题”。

    回看2008年秋,以遏制矿难为由头,省长一声令下,“政府推进,国企主导,限期关闭,强行整合”,国进民退的山西煤改轰然启动(参见本刊2010年第四期封面文章“沉重的煤改”)。转眼五年过去,彼时山西省设计的煤炭产业“5+2”格局,已经梦想成真。同煤集团、焦煤集团、潞安集团、阳煤集团、晋煤集团这五大山西煤炭集团,加上山西煤销集团、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5+2”在数年间纵横捭阖,迅速壮大。其麾下的各个整合煤矿,均进行了大规模机械化改造,山西彻底告别小煤窑,进入“大矿时代”。

    山西省煤炭厅厅长吴永平曾对外界表示,煤改之后,全省煤炭产量增加,事故率明显降低,提高了技术化和机械化水平,退出的民间资本也在山西省政府的引导下,流向了高速公路建设、文化产业和新兴产业等领域。

    但对这一结论,各方争议颇多。作为山西主要产业,煤炭交织着各级政府、国有煤企、私营煤矿主、矿区百姓等多方面的复杂利益。急风暴雨式的山西煤改,在提升煤矿生产率和安全性之后,亟待解决接下来的深层次矛盾。这些矛盾曾被持续坚挺的煤价掩盖,但当煤炭市场行情掉头向下时,诸多后遗症开始集中发作。

    矿难国有化

    山西煤改的整合主体是地方国企(后又引入了中央国企),但因为整合主体企业资金短缺,山西诸多新煤矿采取了股份制,吸收大批原矿主参股,于是出现了大批“边建设、边生产”,或在技改区域组织生产的现象。

    2012年夏,山西省煤监局忻州煤监站曾对忻州地方国企神达集团的15座矿井和同煤集团兼并的7座矿井股比结构进行了调查,发现22座新矿井中,国有独资的只有1座。随后,煤监局加大了对这些股份制煤矿的监管力度。

    今年国庆长假前的9月28日,山西焦煤集团麾下的整合基建矿井发生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搜救持续了十天,10人遇难。该矿井正是国有控股,其中山西焦煤占比51%,民营企业山西金晖集团占比49%。

    紧接着的9月30日,江西省煤炭集团曲江煤矿又发生煤与瓦斯突出,11人遇难。两起矿难,迫使国务院办公厅在10月2日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称“到2015年底全国关闭2000处以上小煤矿”。

    自10月10日起,山西叫停了所有建设矿井(包括新建、兼并重组整合、持证改造等各类在建矿井),进行全覆盖安全大整顿。

    煤改后的山西,矿难已无法归咎于小煤窑,一个冰冷的现实正在呈现:国有大矿,日益成为非法违法生产的主体。

    今年以来,山西已经发生多起矿难:1月7日,阳煤集团寺家庄煤业发生瓦斯爆炸,7人死亡;6月5日,山西离柳鑫瑞煤业发生井下运输事故,6人死亡;8月13日,潞安集团华亿五一煤业井下运送物资时,3名工人被砸死……

    矿难国有化,已经成为山西煤改后的又一脸谱。

    早在2010年6月,山西省煤监局曾组织13家媒体,开展“三晋安全行”采访活动。采访团最后得出结论:随着煤改深入,非法违法生产施工、隐患众多的主体,已从过去的中小民营煤矿,转为国有重点煤矿为主,并占到了75%以上,“如何对国有大煤矿进行有效监察,已成为各级安全监察部门的当务之急”。

    更为尴尬的是,昔日瞒报事故不止的民营矿“恶习”,如今亦出现在各大国企身上。

    在山西的矿区,始终活跃着一支靠挖掘瞒报事故、敲诈煤矿企业为生的“假记者”队伍。在这些署名“中国环保联盟”、“第一XX网”等的神秘人士努力下,各大国企的瞒报也桩桩见诸于互联网。

    最近的几起,是山西煤销集团瞒报朔州石碣峪煤矿矿工苏力杰的井下死亡事故,阳煤集团瞒报堡子煤矿矿工王新民的死亡事故……

    在2011年,山西有记者对网络曝光的一批国企瞒报矿难线索进行了统一调查,发现件件属实,数量触目惊心。而山西省政府公布的百万吨死亡率是0.083(今年前八个月).

    业内人士称,大国企虽能提供一流的设计和设备,但未必有一流的责任意识和治理水平。大国企也是企业,同样存在负责人考核,存在急功近利。

    譬如民营煤矿曾被广受诟病的“超采”,国有大矿亦部分出现。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同煤集团麾下的塔山煤矿,核定产能1500万吨/年,今年的实际产量或将高达2500万吨。

    实行煤改后,山西市县两级的安全监管部门并未摆脱监管重担。“5+2”整合主体中的“5”,因为全是煤炭生产经验丰富的省属国企,其整合的煤矿由安监部门的省级分支监管;而“2”,即以前没有生产经验的山西煤销集团和山煤集团,以及央企、地方整合主体、省外整合主体,均仍由地方政府监管。

    这种局面和煤改时的设想并不一样。临汾市和吕梁市煤炭局的职工均称,“煤改后反而更加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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