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行业底裤掉落 行贿成行业顽疾
疫苗造假事件持续发酵，疫苗行业也因为受到严重打击，未来将会重度整顿疫苗行业。疫苗行业底裤掉落，数百位投资者发起维权索赔，将拟起诉长生生物。疫苗行业底裤掉落，更多的还是行贿行业成顽疾，最终导致疫苗行业跌落神坛。
疫苗行业底裤掉落，据了解到研发费用用不到营业总收两成，根据统计，2015年至2017年间，医药行业总体销售费用占营业总收入的比例有明显上升趋势，三年间占比分别为17.85%，18.53%和21.34%。
低研发、重营销、爱行贿……近日，随着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不断发酵，中国版“扒粪运动”持续深入，整个疫苗行业的“底裤”不断被扒下。数百位受损投资者也开始集结起来，准备集体维权。
数百位位投资者发起维权
7月25日，受长生生物影响股价不断下跌的康泰生物连发两条公告。上午，康泰生物表示，已在24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公事长兼总经理杜伟民的增持公司股票计划。
公告称，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目的，杜伟民计划在12个月内，通过深交所证券交易系统择机增持公司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增持金额不低于6000.00万元人民币。
此前，截至2018年7月24日，杜伟民持有的康泰生物股票为34345.5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18%；并持有公司可转换债券156.96万张，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量的44.09%。
但杜伟民的“努力”并没有提振股市对康泰生物的信心。在7月25日的交易中，虽然已有华北制药、华兰生物、长春高新等相关个股实现大幅反弹，但康泰生物仍然出现跌停。
25晚，公司又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康泰生物的股票交易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2018年7月24日、2018年7月25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截至发稿，康泰生物股价为45.57元，下跌幅度为3.47%。
同日，国家药监局在官网发布《疫苗监管问答》，表示国家药监局已在7月22日部署对全国45家疫苗生产企业进行全面覆盖跟踪检查，并曝出2017年11月3日公布的百白破疫苗效价不合格批次中，还包括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生物”）生产的批号为201607050-2百白破疫苗。消息一出，又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经查，武汉生物生产的该批次疫苗共计400520支，其中190520支销往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10000支销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涉事疫苗已全部封存并由企业完成召回。武汉生物整改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其连续生产的30批百白破疫苗进行效价测定显示结果全部符合规定，现已恢复生产。
凤凰网财经今日下午前往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探访，未能进入。
澎湃新闻引述武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位匿名工作人员的说法称，武汉生物涉事的约40万支百白破疫苗部分已经使用，“召回并销毁不足3万支”。
7月26日早间，长生生物股票“ST长生“复牌交易，再次迎来第8个跌停，跌幅5.02%，股价11.16元。
长生生物股票的迅速缩水，对其股东投资者的利益造成极大影响。深交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7月10日，长生生物共有股东2.48万户，比一季度末的1.82万户有所增加。
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400位投资者发起维权，多位代理律师给出了索赔范围。其中一位代理律师许峰告诉凤凰网财经，目前公开信息，在2015年12月1日到2018年7月23日之间买入长生生物股票，并且在2018年7月23日（含当日）后卖出或继续持有长生生物（002680）股票的投资者，可发起索赔，索赔条件可能根据证监会调查进展作出调整。
许峰律师团队为投资者提供风险代理收费模式，律师在投资者获赔前不收取任何费用。他表示，已接到几百位投资人的维权请求，并已向投资者提供大量材料。目前投资人仍需耐心等待证监会对长生生物信息披露违规的处罚结果出来后，再对其进行起诉。
同日，一原位正厅级官员腐败案也被牵出。吉林电视台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崔洪海（正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长春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崔洪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研发费用不到营业总收两成
凤凰网财经发现，根据Wind统计，A股医疗保健类中上市企业有290家。2015年至2017年间，医药行业总体销售费用占营业总收入的比例有明显上升趋势，三年间占比分别为17.85%，18.53%和21.34%。
销售费用激增，源于2016年4月25日疫苗流通体制的变革。当日，中国政府网发布信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668号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改革了第二类疫苗流通方式，取消疫苗批发企业经营疫苗的环节，明确将疫苗的采购全部纳入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第二类疫苗由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在平台上集中采购，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疫苗生产企业采购后供应给本行政区域的接种单位。
疫苗流通体制的变革，消灭了中间经销商环节，将此前经销商的加价环节前移至疫苗厂商自身，使疫苗出厂价大幅上涨。同时，厂家也开始调整销售模式，从以往与经销商合作转变为加强对疾控中心的营销推广力度，销售推广费用也因此水涨船高。
其中，长生生物2015年至2017年的销售费用占营业总收入比例分别为17.67%、22.68%和37.53%，同比整个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分别排在第116位、第96位和第59位。而康泰生物在2017年的销售费用比例甚至进入前十名，占比达到52.99%。此前两年，康泰生物的销售费用占比也在逐年攀升，2015年和2016年的比例分别为22.71%和39.81%。
而与不断增加的销售费用相比，医药企业的研发费用却少得可怜。凤凰网财经统计，2017年290家医药企业的总研发费用为312.86亿元，而当年这些企业的营业总收入则高达1.14万亿元，研发费用仅占营业总收入的18.18%。而2017年290家医药企业的平均研发费用为8928.49万元，平均占营收入比例为5.16%。
具体来说，2017年研发费用在290家被统计的药企中，沃森生物排名第一，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接近50%，但是沃森生物的年报却非常惨淡，净利润亏损5.4亿。
而康泰生物研发投入连续三年下降，研发投入比排名26。长生生物排名51名，2017年数据相比2016年有所上升，但投入远不及销售费用，新增研发人员仅3人。
行贿成行业顽疾
药企过于依靠销售而非药物研发的增长模式，也不可避免带来销售环节的行贿受贿问题。而收取了企业好处的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则在利益面前放松了对企业应有的监管力度，给疫苗等药品的安全保障带来隐患。
刘华浩律师向凤凰网财经表示，疫苗质量存在问题，可能涉嫌构成刑事犯罪，比如可能涉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非法经营罪等，且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也将涉及疫苗的上述部分犯罪行为纳入了应当从重处罚的情节范围，属于刑法上严厉打击犯罪行为。
而随着长生生物疫苗问题的持续曝光，其以往存在的向疾控中心等机构的行贿犯罪也引起媒体注意。事实上，医药行业的商业贿赂已是公开的秘密，并不只存在于长生生物一家。随着各级部门对长生生物调查的逐步展开，武汉生物、成大生物、康泰生物这三家存在问题的疫苗企业也引起关注。
凤凰网财经梳理发现，这三家企业也曾多次卷入行贿案件。而受贿的地方医院及疾病防疫中心往往也不只非法收受一家企业的贿赂，而是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多家企业销售疫苗谋取不正当利益。对此，刘华浩律师在接受凤凰网财经采访时表示，药企行贿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是背后涉及利益大，且相关部门的权力缺乏有效监督造成。
武汉生物是中国医药集团下属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官方网站显示，公司创建于1950年，是国家医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细胞工程、基因工程的主要研究机构和生物制品产、学、研、销一体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也是中南地区免疫规划指导中心。
凤凰网财经不完全统计发现，自2007年至今，武汉生物涉及至少六起起受(行)贿案，通过行贿地方医院、疾病防疫部门，给予回扣方式推销产品，行贿金额近42万元，涉案地区包括安徽省蒙城县、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等地。
凤凰网财经注意到，此类案件中，受贿人员大多为县市一级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属于典型的“蝇贪”。公司销售人员或地方经销商往往通过向当地负责疫苗采购的相关人员提供好处费、推广费或回扣款，以获得疫苗的优先采购或更大的采购份额。
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案件，是武汉生物向时任毕节市七星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主任李其兵行贿22万元。
判决书显示，2012年下半年，毕节市七星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施伤寒疫苗普种，从江西林源公司购进武汉生物生产的伤寒疫苗，普种结束后，代理商刘某为向七星关区疾控中心长期稳定推销疫苗，送给该疾控中心办公室主任李其兵人民币22万元。
除武汉生物外，2011年至2012年间，该疾控中心还通过采购刘某代理的长春百克水痘疫苗获得好处费4万元。李其兵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而近期更多被提及的康泰生物，其法人代表杜伟民早在2015年就因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中心副主任尹红章行贿而被报道。
尹红章受贿罪一审判决书显示，尹红章于2010年至2014年间，利用担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处长和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的职务便利，接受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某的请托，为该公司在药品申报审批事宜上提供帮助，单独非法收受杜给予的钱款30万元，伙同郭X甲非法收受杜X给予的钱款17万元。
而民海生物在2009年变更法定代表人后的公司法人正是杜伟民，判决书中所指的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某就是康泰生物董事长杜伟民。
天眼查资料显示，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疫苗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现代生物技术企业，上市产品包括无细胞百白破b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苗、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预灌封注射器）、麻疹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
民海生物创立于2004年，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总资产近8亿元人民币，为康泰生物的全资子公司。民海生物的主要人员杜伟民、郑海发和晋林武均同时担任康泰生物的高层。
根据尹红章的证言，他与杜伟民于2010年由于同住一小区相识，后来往密切。尹红章时任药品评审中心主管生物制品副主任，而杜伟民的公司研发生产疫苗。杜伟民因此开始刻意讨好尹红章，并向其送过两次钱。
2011年，尹红章与郭某在别墅的邻居家做客时杜伟民也在场。而后，杜伟民让司机送尹、郭二人回家，司机将一个装有17万元现金的袋子交于郭某。同年，尹红章受杜伟民之约到茶馆喝茶打牌。在回程的车上，杜伟民为让尹红章关照民海生物的产品报批，又送上“纸袋礼物”，尹红章回家后发现内有现金30万元。
医药企业的行贿并不罕见，江苏常州在2016年掀起医疗反腐，数十人被抓，包括全球医疗器械巨头美敦力代理商。
一位长期从事美国医疗器械经销的业内人士告诉凤凰网财经，国外企业十分了解“潜规则”，但行事往往较为隐蔽，“不会明目张胆行贿的，主要是通过其授权的代理经销商给医院好处”。
“以前有过外国企业向医院行贿的情况，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傻了，他们都是与经销商签订协议，经销商如果行贿属于个人行为，与企业本身无关”，该业内人士向凤凰网财经表示，国外企业往往对经销商实际的行贿行为有所了解，“他们也知道要把产品卖出去必须这么干”，但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外企会通过给予经销商足够丰厚的利润，将行贿带来的风险转嫁给经销商。
刘华浩介绍说，如果疫苗生产企业存在向疾控中心等机构行贿的行为，则疫苗生产企业及相关责任人员构成行贿罪，疾控中心等机构的人员则可能构成受贿罪及相关渎职类犯罪。
但是“司法惩罚属于事后监督，能对犯罪行为起到震慑作用，难以避免药企及相关工作人员存在侥幸心理，在巨大利益面前铤而走险，”刘华浩分析。
因此他建议，要想彻底解决疫苗行业存在的行贿受贿等违法犯罪问题，需要完善相关疫苗监管法律法规，对疫苗生产、流通过程进行全流程监管，从源头杜绝疫苗质量问题。并且加大惩处力度，强化疫苗生产企业的行政责任。完善落实疫苗侵权民事赔偿法律法规，减轻疫苗受害者的举证责任，使得疫苗受害者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有效的救济。
而对于目前众多因接种疫苗致残致伤的儿童家属，刘华浩建议，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是必要的。“虽然司法程序可能会相对比较复杂，但可以寻求相关专业律师的帮助，以便自己的合法权益会得到较好的保障。如发生疫苗致残等类似侵害事件，却不愿意进行维权，无疑会让相关犯法药企更加肆无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