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升级情景 中国还没出手美国就惨败而逃
中美贸易战才刚刚开始，现在的贸易战升级情景怎么样了，中国还没有出手，美国就面临着惨败而逃的现象，而特朗普也因此遭到美国人的唾骂，认为他这是在毁了美国的农民，但是现在最坏的情景分析，中国根本不用怕美国的开打。
中美贸易战升级情景分析，那是来自贸易之外的后手，所以要抓住美国的各种手段，直面迎击才是真道理，美国会拿哪些行业开刀，中国又将如何反制防范并举？
美国擅于多维打击，贸易外后手难避免
美国擅于在投资、汇率、技术等贸易之外的领域采取多样化手段对目标对手进行多维打击。目前中美贸易战面临升级风险，同时美国在贸易领域外的外商直接投资、人才技术流动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有对中国加强限制的趋势。对中国而言，除了针对贸易制裁做好防范举措外，也需要就美国贸易领域外的后手进行防备。
美加强直投领域审查，知识产权或为主要抓手
中国对美直投增长显著，渐成提升技术新方式。随着对外投资的系统性支持政策不断跟进，2007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显著，其中对美直投规模更是加速增长。随着中国对美直投规模显著提升，中国对美直投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利用积累的资本进行海外并购投资来获取所需技术正成为中企提升技术水平的新方式。
美国或加大投资审查力度，中国海外投资恐面临冲击。通过研究美国审查外资投资的制度可以发现，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作为核心机构有相当灵活性，在美国加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背景下，中国通过海外直接投资获取技术的难度将显著增加。即使中美贸易局势有所好转，美国增加中企投资限制的趋势或仍将继续，中国可能更加需要将提升技术的重心放到自身的技术研发与积累上。
“301条款”调查结果关键，知识产权或为美主要抓手。我们认为，无论是贸易范畴还是投资领域，知识产权领域都会成为美国的主要抓手。美国政府或在审查外国投资的法规中增加对先进技术领域的投资限制。而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成为外国投资委员会、商务部等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托辞。
人才流动或受限，留学审核恐趋严
专项计划效果显著，海外人才加速回流中国。在各专项引才计划实施后，我国留学人员回流率明显上行，海外人才回流明显加速。伴随着海外人才回流，中国在各学科及产业的科研或技术的进步均有所提速。
美展开调查华人学者，留学审核有趋严可能。在中国科技加速进步的当下，美国政府大概率将针对华人高科技人才向中国的流动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这对中国的产业升级与科研工作将是非常不利的冲击。另外，可以预计美国大学未来对吸收中国留学生可能变得更加严格，这将影响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给中国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制造障碍。
美或返多边贸易谈判，联合盟友对中国施压
多边平台各国群龙无首，美国有望重返担当“领袖”。联系到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重新谈判仍在推进，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有可能达成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协定。美国或以此为范本针对目前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又称“11国TPP”）进行修改并最终实现重返TPP。若美国在NAFTA、TTIP甚至TPP等多边贸易谈判中进展顺利，中国或成为美国及其盟友运用多边武器进行全面施压的对象。
国际投资协定或趋严，中国面临压力恐增强。美国除了可能利用双边贸易谈判来团结部分经济体之外，多边谈判也将成为美国团结盟友的一大利器。双边贸易谈判达成的协定容易被一一击破，不稳定较强；而多边贸易谈判一旦达成具体协定，成员国作出违背多边贸易协议的成本将高出许多，且多边协议可以添加更广泛领域的明文条例。所以对中国而言，美国利用TPP等多边武器来团结盟友进行更全面的施压较美国通过双边贸易谈判来团结第三方更值得警惕。
一、 美国擅于多维打击，贸易外后手难避免
从历次美国与各国的贸易战中可以看出，美国擅于在投资、汇率、技术等贸易之外的领域采取多样化手段对目标对手进行多维打击。
在1985-1995年的美日贸易战中，美国通过签署《广场协议》获得了综合的战略优势，并在贸易、金融、汇率等维度对日本进行多维打击，不仅有效压缩了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大幅刺激了日本对外投资与国内地产金融泡沫的膨胀，同时日央行受制于《广场协议》，货币政策空间不大，最终日本在贸易战中完败，迎来“失去的20年”。日本的经济实力虽然强大，但日政府缺乏战略眼光，且反制手段单一温和，导致了日本在贸易战中处处被动，难以招架。
目前中美贸易战面临升级风险，同时美国在贸易领域外的外商直接投资、人才技术流动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有对中国加强限制的趋势。对中国而言，除了针对贸易制裁做好防范举措外，也需要就美国贸易领域外的后手进行防备。
二、 美加强直投领域审查，知识产权或为主要抓手
近期特朗普政府在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同时，也在加紧制定限制中国投资的方案。考虑到“301调查”主要针对知识产权领域，美国或利用知识产权作为主要抓手，加强在直投领域对中国的限制，从而对中国进行更加严密的技术封锁。
1、中国对美直投增长显著，渐成提升技术新方式
随着对外投资的系统性支持政策不断跟进，2007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显著，其中对美直投规模更是加速增长，其增幅远超中美贸易顺差的增速。2016年，美国已超越欧盟和东盟，成为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最大的目的地。另外，由于中国海外直投中有一大部分是通过中国香港、海外第三方国家及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直接向美国投资的，并没有上报中国商务部；加上中国对美投资也可能转向别国，所以中美官方在双方直接投资规模上的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按中国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对美投资规模就已经超过了实际利用美资规模，中国在中美双向投资中已呈净投资状态；按美国统计数据，截至2016年，中国对美投资规模仍未超过美国对华直投规模。但中国对美直投增速超过美国对华直投增速已是共识。
随着中国对美直投规模显著提升，中国对美直投的范围也有所扩大。2014年之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地产租赁、银行、运输设备、初级金属制品与批发贸易领域；2015年后，中国对美直投范围扩大到电子、非银金融、信息与科技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电子、非银金融、信息、科技等技术密集领域对美直投的规模增速显著高于其他行业，可谓爆发式增长。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就采取了“用市场换技术”的方式来获取西方的工业技术与先进管理。由于中国起步较晚，基础较差，西方并不先进的技术在当时的中国看来已比较先进，所以西方起初并没有对中国的“市场换技术”策略产生过多的反感。各大跨国企业看中了中国内地庞大的潜在市场，纷纷用其并不十分先进甚至已处淘汰边缘的所谓“先进技术”来换取进入中国大陆这个黄金市场的敲门砖。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科技水平的迅速积累，中国需要的技术越来越接近全球最先进的水平，考虑到先进技术的高研发成本及中国企业强大学习能力的潜在竞争力，西方企业越来越难以接受中国“用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在该背景下，中国企业利用积累的资本进行海外并购投资来获取所需技术正成为提升技术水平的新方式。
除了海外并购之外，以“BATJ”为首的中企近年来也开始进行创建投资（即“绿地投资”）与早期项目投资。由于部分领域中国企业的科技水平已不亚于美国企业，加上美国拥有强大创造力的人力资本，中国移动、华为、阿里巴巴、百度、京东、苏宁等中国科技企业纷纷开始在美国加利福利亚洲等科技人才密集区域建立研发中心，平安、腾讯、阿里巴巴、中源协和、药明康德、丽珠医疗等集团则针对美国的生物科技与软件公司进行了早期投资布局。
整体上看，随着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逐渐被西方企业所排斥，海外直接投资正逐渐成为中国企业获得先进技术的新方式。中国海外直投的规模增速显著提升，投资范围也从传统行业向技术密集领域拓展，中企在并购美企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了对美国的创建投资与早期项目投资。
2、美国或加大投资审查力度，中国海外投资恐面临冲击
在当地时间3月22日中午，特朗普签署贸易备忘录。内容除了针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600亿美元商品进行征税外，还有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的相关内容。白宫准备增加中企收购美国先进技术和投资美国企业的难度，并指示财政部列出法规来管理中国投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也在最近表态美国政府的目标是破坏“中国制造2025”计划。目前美国财政部正考虑采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等选项限制中国在半导体与5G通信等领域的投资，不排除未来会就限制投资领域进行扩张的可能。
通过研究美国审查外资投资的制度可以发现，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是美国对外资的投资行为进行审查的核心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典型的跨部分机构，1988年由财政部牵头经贸、安全、司法等领域的多部门共同组建。除美国财政部外，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商务部、国防部、能源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职能部门均在其中，另外还有7个白宫机构参与。成立初衷是通过对有投资美国意愿的外资进行审查来判断其是否会对国家安全造成隐患，还有外国投资审批制度与之配套。
外国投资委员会最早可追溯至1974年国会通过的《外国投资研究法》，但当时对外资进行审核的职权主要分布于财政部和商务部。直至1988年通过《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总统拥有了否决外国投资者兼并购提案的权力，外国投资委员会也被赋予调查与建言的职权，自此，外国投资委员会成为国家安全审查中的“看门人”。
21世纪初“9·11”事件的爆发提升了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要求。国会通过《国家安全外国投资改革和加强透明度法案》与《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之后，经过改革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职能得到强化，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审查，总统最终决策，国会进行监督的国家安全审查体系也得以建立。外国投资委员会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延长审查时间，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重审过往交易，涉嫌恐怖主义的兼并购提案的结案还需总统批准。
尽管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审查外国投资以保障国家安全，但由于委员会成员出自不同部门，代表的利益方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在审议外国投资案中也存在分歧。加上国家安全并无法律细则规定具体内容，委员会化解分歧时缺乏具体依据，进而导致委员会审议时标准并不统一。
此次白宫针对中国投资增大限制的要求必将体现到外国投资委员会具体的审查过程中，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对美国技术与项目的兼并购投资案通过审查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加。我们认为美国增加中国投资的限制有长短期两个因素：第一、短期因素主要是在中美贸易博弈升级的背景下，限制投资作为附加手段能够扩大美国对中企制裁的效果。第二、长期因素则是中国经过多年的追赶，在人工智能、通信等部分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美国，甚至与美国相当。美国精英阶层对此深感忧虑，逐渐开始形成即使牺牲短期利益也要遏制中国上升势头的共识，因为中国技术进步过快将有损美国的整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