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创新的源头供给顶层设计正不断趋于完善

围绕增加人工智能创新的源头供给，我国应加强在大数据智能、人机混合智能、群体智能、自主协同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前瞻性布局高级机器学习、类脑智能计算、量子智能计算等跨领域基础理论研究。

尤其需引导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基地，建立起以数据和硬件为基础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壮大智能产业，培育智能经济，为未来的经济繁荣创造新的增长周期。

国务院日前颁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我国须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并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的“三步走”战略。

而且明确了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构建、人工智能研发攻关、产品应用和产业培育等方面的基本路径。在已推出《“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基础上，我国人工智能的顶层设计正不断趋于完善。

自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重塑了全球经济竞争的格局，但似乎每一次我国都失之交臂，而唯独今日人工智能的革命让我国站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近的起跑线上，因而我们绝不可错失这一全新的战略机遇。据麦肯锡《中国人工智能的未来之路》报告，中国与美国是当今世界人工智能研发领域的领头羊。

除了中国的人工智能国际科技论文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已居世界第二外，在人工智能领域还活跃着百度、阿里、腾讯等龙头企业，以及像科大讯飞那样的垂直研发与生产劲旅，这些都驱动着我国在语音与视觉识别、自适应自主学习、直觉感知等方面不断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并跃居世界领先水平，推动智能监控、生物识别、无人驾驶以及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等逐步进入实际应用。

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基础与产业链的基础日渐扎实。

只是，与发达国家尤其与美国相比，我国的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依然存在显著差距，比如基础理论的重大原创成果不足，像高端芯片、基础材料、元器件、软件与接口等方面的技术对外依赖性较高，芯片基本上靠进口，作为人工智能重要载体的机器人核心技术如减速机、伺服电机和控制器等零部件也近乎完全依靠外援。

此外，人工智能的尖端人才远不能满足需求，仅数据科学家，美国就有超过一半的人有10多年工作历练，而我国不足5年专业研究经历者高达40%。不仅如此，人工智能研发，目前国内科研机构和企业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圈和产业链，缺乏系统的超前研发布局。

因此，围绕增加人工智能创新的源头供给，我国必须加强在大数据智能、人机混合智能、群体智能、自主协同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并前瞻性布局高级机器学习、类脑智能计算、量子智能计算等跨领域基础理论研究，尤其需要引导现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基地，聚焦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研究。

如果说基础理论是人工智能之根，那么基础技术则是人工智能之干。为有效弥补在人工智能基础技术方面的短板，先得建立起以数据和硬件为基础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包括知识计算引擎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群体智能关键技术、自主无人系统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智能建模技术以及智能计算芯片与系统等，在此基础上争取突破技术瓶颈。

比如自主无人系统智能技术，目前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是自主无人系统复杂动态场景感知与理解、实时精准定位、面向复杂环境的适应性智能导航等。为加快基础技术的集中式突破，一面需建立与强化包括开源软硬件、群体智能服务、混合增强智能、自主无人系统等在内的人工智能研发的基础支撑平台，一面需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众创基地，支持人工智能创新创业。

同时，可在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及自然科学基金等科技计划中广泛渗透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的开发与研究。

按照专家的推断，未来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10%在于算法，20%在于技术，70%在于应用场景和落地。据此，加快人工智能科技成果商业化应用，推动理论建模和技术创新在实体经济中的链式突破及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将是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价值主战场。

这意味着我们要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化升级，如通过加大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核心支撑软件、工业互联网等系统集成应用，实现流程智能制造、离散智能制造、网络化协同制造、远程诊断与运维服务等新型制造模式。

通过建立智能农牧场、智能化植物工厂、农产品加工智能车间、农产品绿色智能供应链等集成应用，造就智能农业，通过加强智能化装卸搬运、分拣包装、加工配送等智能物流装备研发和推广应用，开发与壮大智能物流等。

同时，配置与锻造涵盖核心技术、关键系统、支撑平台和智能应用的完备产业链和高端产业群，包括智能软硬件产业、智能机器人产业、智能运载工具产业、智能终端产业及物联网基础器件产业等，由此壮大智能产业、培育智能经济，为未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经济繁荣创造新的增长周期。

必须正视，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已不仅仅是阿里、百度、腾讯与亚马逊、谷歌、微软等企业之间的较量。早在一年前，美国就发布了《为人工智能的未来时刻准备着》和《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两个重要战略文件，欧盟也推出了《欧盟机器人研发计划》。

可见，人工智能已成国与国之间科技实力与经济未来竞争的制高点。不孤芳自赏，更不自惭形秽。我们一方面要推动国内人工智能企业与国际人工智能领先高校、科研院所、团队的合作，并鼓励人工智能企业“走出去”，为有实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开展海外并购、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和建立海外研发中心等提供便利和服务。

另一方面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的行业标准，尤其细分行业的子标准，鼓励人工智能企业参与或主导制定国际标准，推动成立人工智能国际组织，加大我国在全球人工智能舞台上的声音。

还需承认，作为影响面广泛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发展已带来了不小的道德与伦理挑战，尤其是人工智能将产生新的失业已成不可绕开的现实矛盾。对此，笔者的观点是，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并非绝对的非此即彼关系，人机交互技术能实现工人与机器的协同，而且人工智能正在创造新就业岗位，其催生的新产业、新生态也在不断吸纳大量劳动力。

因此，对劳动者而言，应积极参与和接受有关人工智能的技能培训，大幅提升与机器的协同能力，政府也当重点鼓励企业和各类机构开展人工智能技能培训，确保从事简单重复性工作的劳动力和因人工智能失业的人员顺利转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