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资平台即将露面 运作资本来自存量划拨（2）

为什么要通过上述划拨存量的方式来推动新一轮两类公司的改革？这一点可以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实践中进行对比，寻找符合如今情势的改革路径。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改革已经从起步阶段的放权让利进入承包经营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制以及股份制的多种路径的探索阶段，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避不开一个问题，就是企业的国有资产由谁管理的问题。

当时的国有资产产权经营机构，由若干个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构成。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授权，作为国有资产产权运营主体，负责国家投入企业的国有资产经营。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具有法人资格，是企业的股东。其主要职能是制定国有资产经营计划和目标；监督管理国有企业的经营；代表政府对国有资产参股或控股的企业行使股权；拥有投资能力和产权运作能力；在价值上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袁东明表示，当时地方上成立的很多平台，包括国新在内，存量动不了，只能靠增量走。比如成立某一个国有资本运作平台时，划拨了一些企业股权到平台上来，实现平台代持股权，为了有足够权利处置其所持有的这部分股权，只能靠增量，包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资金、借贷等增量投资的方式，获得处置权，便可以灵活运营了，想投哪个领域，从哪个领域退出，拥有了自由度。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上世纪90年代期间，国内涌现出很多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但并不是很成功。

袁东明分析道，造成上述“不是很成功”的原因包括，比如先有儿子，后有老子，儿子行政级别比老子高，老子只能运行增量，不能运行存量。其次，划拨过来的国有资产，缺乏流动性，不可能大规模资本运作，加上底下实体企业改革不到位，即便上市公司股权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定价来体现，但是非上市公司股权值多少钱并不清楚。这些因素都限制了当时的存量调整。现在随着改革的推动，不能再重复上述问题，新一轮的两类公司改革就是要从“存量”下手，要对存量进行调整。

国资委研究中心许保利亦曾在《改革国有资产监管体制重在实现三个转变》一文中认为，在目前的中央企业中，能够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只能是少部分，更多的中央企业应该是撤销集团公司，将旗下企业的国有股权划到已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持有。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一样，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应按行业设置若干国有股权管理部门，每个部门管理同类企业的国有股权。

探路：地方小跑

日前，国资委已经向诚通集团、国新公司2户企业划转了部分上市公司股权，指导企业开展国有资本运营工作。2016年，国资委将选择3~5户企业开展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推进诚通集团、国新公司改组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工作。

当央企正在逐步探索两类公司改组、组建的可行路径时，相比之下，地方层面的改建工作已经“小步快跑”。

记者获悉，上世纪90年代率先进行国有资本运营平台试水的上海、深圳等地，在这一轮的国资国企改革过程中，同样走在了前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4年的调研情况显示，早在2007年，为了达成从国有资产运营向国有资本运营转变的目的，申龙和大盛两家国有投资公司合并，新设成立上海国盛集团，主要承担三项职能：一是对划入企业的管理，包括上海建材、蔬菜公司、上海佳华、长江计算机；二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投资，包括对中国商用飞机、中航民用航空的股权投资；三是承担改革过程中的政府交办任务，如不良资产处置、国企重组等。

此外，上海国盛还开展了一些市场化的财务性投资，如投资上海医药、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等。目前，上海国盛正在从国有资产运营平台向国有资本运营平台转变，逐步剥离实业资产，仅持有股权资产，进行国有股权管理和运营。

除了上海，重庆也早就针对两类公司的新设组建进行过探索。2004年，为了处置市属企业的不良债务，重庆渝富集团成立。随着改革的探索，目前，渝富集团已经逐渐从以处置不良债务为主发展到兼具三大功能：一是以市场化方式打包处置包括金融类企业在内的国有不良债务和资产重组；二是通过土地收储向破产和搬迁企业提供周转资金；三是对地方金融类、工商类国企进行战略性投资，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现在，已初步具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基本构架的渝富集团，未来将发展成为一个集银行、证券、担保、信托、租赁等金融功能为一体的金融控股集团。

透过上述案例，袁东明建议，央企两类公司的组建，也可以从新建金融性投资运营公司入手，即通过划转国有企业集团母公司所持国有股权及相关资产、政府注资等方式，新设组建金融性投资运营公司，同时撤销部分集团母公司。新设组建方式有利于公司在一开始就能形成相对合理的资产组合。从公平竞争的角度，该资产组合不应只限于一个行业，以避免形成行业垄断和过多关联交易。从投资角度，该资产组合又不宜跨度过大，投资领域要适度集中。新设组建方式可在一开始就摆脱改组方式中遇到的“以谁为主”的难题，但设立过程会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