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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结构性矛盾

近年来,我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抓住和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仍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制约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连续下降,预计“十三五”时期继续减少1000万人以上,人口红利逐步消减。人口老龄化加剧,2014年末老龄化率达到15%左右,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用工短缺,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3.2%,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3.5%,高于同期劳动生产率(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1.1%的水平,劳动力成本增长已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政策刺激下投资大幅增长,资本边际产出效率明显降低。从2008年到现在,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的投资已经显著上升。投资回报率低,直接影响了企业投资意愿。投资结构也不尽合理,设备投资占比不断下降,从2008年的23.5%降至2014年的19.4%,土木建筑类投资上升,2014年占比已达2/3,增加投资更多依赖政府和房地产投资。再加上前些年我国产业链基本以土木建筑类投资为核心来布局,也造成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杠杆率较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杠杆率迅速上升。尽管总体债务规模可控,但我国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与2008年相比有较大幅度提高。这种状况不利于企业稳定发展、推进技术创新、迈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尽管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还不到40%,但部分地区偿债压力较大,存在局部风险。

一些制度机制抑制资源配置效率。一些领域垄断和行业准入壁垒依然存在,企业缺乏退出机制,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影响资本配置效率。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高技能和创新人才不足。劳动合同法一些规定有待完善,加上户籍制度的共同限制,影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创业。仍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规定使得审批手续繁杂,征地拆迁难,投资项目落地慢。农村土地改革滞后也使得土地缺乏流动性。这些体制机制矛盾造成交易成本过高,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影响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在“三期叠加”阶段,针对上述结构性问题,我国正在持续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加快关键性体制机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释放潜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努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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