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深圳商人靠的是契约 更强调企业契约精神
12月29日，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在深圳举办的“首届中国深商大会”上表示，深圳商人靠的是契约，更强调企业的契约精神，是深圳商人内在的基因。
王石认为，深圳企业家来自五湖四海，包括海外，所以从地域上已经打破了限制；深圳企业是一个各种帮的会合，打破了血缘关系的限制，可以称之为特区帮，“特区帮不靠地缘血缘，靠契约精神，在中国未来的改革中，特区帮会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我指的是经营层面。”
以下为演讲全文：
王石：如果创新的结果只是一碗面条，谁还去创新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张兰女士在发言；到了冯仑的时候，让大家发笑，我觉得这个气氛非常好，显然和我们企业家的心情有关系，我想我也应该让大家一些哈哈笑的事，我一般是比较严肃，这个不是我的风格，所以还是按照我的风格来讲。
我今天是讲两个故事，就冯仑的话，讲知识产权就是高晓松的事，如何一首非常著名的作词人不过就是一碗面条的钱。现在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深圳和西雅图建立了友好的城市，在建立友好城市搞论坛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企业叫高志企业，这个高志企业是专门做知识产权文章的。什么意思？就是第一，它来发明知识产权的；第二，是来购买知识产权的。他一年的光别人使用知识产权付费的收入，差不多10亿美金。谈到如何把它引入深圳的时候，他们就小心翼翼地说，我们在中国的名声不大好。因为你不付费就告你，我们愿意宣传知识产权，但是不必强调。我说不对，我说深圳的转型，我们中国的形象是中国智造，深圳要转型，如果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可能创新下去，如果你创新的结果只是一碗面条钱，那谁还会去创新呢？所以显然，深圳要转型，尊重知识产权这这是前提，就是深圳能否再成为全国改革开放走在前面样板的所在。
红树林公园的托管是社会改革的一大步
再接着就讲下面两个故事。这个故事一个是发生在昨天，一个是发生在12年前。昨天是深圳的红树林公园开张，开张仪式是什么呢？是由深圳政府把红树林公园托管给红树林基金，我参加了。红树林基金是什么企业呢？是我们阿拉善华南分会的一个组织，分会组织。在这里成立一个基金，叫红树林基金，主要的目的是保护湿地，而深圳的湿地就是红树林。非常感慨，因为这个课题是三年前筹建阿拉善华南分会的时候，提出来的。当然现在这个名字又改，现在就改成深圳分会，因为广州分会成立了，再回到故事。就是来和政府探讨，对红树林的保护，能不能我们来介入深圳红树林的保护？当时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要把红树林的整个保护托管给红树林基金，托管三年。总算昨天正式完成了。
可能很多人说，有一点小题大作，不就是一个红树林公园吗？托管给你红树林基金有什么意义呢？对深圳更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作为面对未来的城市改变，社会改变，这确实是迈出了一大步，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看到了往往在中国，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中国要改，自上而下下了决心，一定会改，但是改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这个决心下不了，再往下改是非常难。红树林公园所在的地方正好是香港的特区，地点是属于边防部队的，作为公园归城管管，作为园林绿化，又属于园林绿化部门。作为胡泊，又归水务，这样来说，至少要有八个章，而且里面还有各种设施和功能。昨天，迈出了这一小步，已经完成协调好，交给了我们阿拉善深圳的分会。这个从社会改革来讲，是迈出了一大步，如果说35年前，深圳开始走向改革开放从一个渔村到现在这个规模，是我们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这个红树林公园可以说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股力量的一个结合融合，往前推进。所以，在中国未来当中，就是这一小步，我觉得有若干意义。
深圳可以这样做，一个公园可以这样做，政府会更多更多把原来自己管理的变成一种托管到购买社会的服务。这应该是如何转型政府职能工作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自上而下我相信将来中国往下改，一定是非常明确，党中央、各级政府的决心，这个可以看到。再一个就是可以我们民间的力量如何自上而下，我们不要一提就是深圳绿色这个红树林基金，如果说三年前成立红树林基金，再往前走，2004年，全国一批企业家，在刘晓光先生的号召下，聚集到阿拉善，要从2004年到现在，它已经是11年的时间了，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故事。
企业家在成长到今天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往哪里走？这个应该是我们重新思考的。
成长型城市体现为企业家力量，成熟城市体现文化的力量
第二个故事是2003年前，那个时候有一个活动，叫做上海的泸沽大桥通车，上海政府邀请了两个嘉宾，象征性来长跑，跑过大桥。一个是上海的形象当代言人，姚明，再一个就是特区的代表，就是我，我记得是我和姚明先生第一次接触，之后应该说接触不是很多。但是有一点就是，相逢何必曾相识，就是说你见过次数很重要，但是有时候不一定很重要。当然我们之间的差别是很大，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深圳人。一个是个子是2米以上，一个是176.5公分，这个是20年前的时候，现在已经缩水到176公分。当然更重要的差别，从两个城市的差别来讲，就是更有意思，都是特区。上海100年前就是特区，所以说，特区的话，深圳比上海特区晚了100年。还有区别，上海的特区，是被动建立起来的，是租界，而深圳是中国主动开放的特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我们的走出了一条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过渡的道路，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上海的名人都是运动员？而深圳的名人以企业家为主。我觉得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当一个城市一种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更多的是体现的是文化的力量，而当一个城市还在成长，他野蛮成长的时候，更多的是企业家的力量，企业家当然很重要，但是当一个城市再往前发展，我们一定要明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是为我们所在的市民提供一种舒适，一种代表未来的，至少是法治文明的前提下，一种文明生活。显然两个城市来比较的话，我觉得在深圳往前增长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与100年前的的那个特区的发展，我们很多可以借鉴。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大会有一个上海的代表在这里。
特区帮不靠地缘血缘，靠契约精神
最后一点，我想讲一下，就是我们深圳企业家的特征和性格。一般说到传统的中国企业家，往往以地域上划分，比如说有宁波帮，江西的老表，有一个九江帮，有人就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九个湖北佬顶不过一个九江佬。就是说九江人就是帮。我们深圳企业算什么帮呢？我们成立了一个深帮。这个深帮我觉得可能它不是以地域来划分，如果从地域来讲的话，很长历史来讲，深圳的商人是不聪明的，但是深圳特区的历史也就35年的历史，所以我们叫特区帮，就比较合适。如果就特区帮来讲，我觉得有几个特征，第一，他来自五湖四海，包括海外，所以从地域上已经打破。它是一个各种帮的会合，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点，我们往往各种帮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都是以血缘为主，往往是家族企业，我觉得过去是，将来还是，家族企业会是市场上很重要的力量。我这里讲的是，深圳的企业不是以家族企业为主，这里的特点打破了血缘关系的限制，如果你去看下，深圳的公司里上市公司是占比最大的。
第三，过去讲，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现在讲，老乡见老乡，后面放一枪，就是说在现代的商业过程中，血缘地缘再也靠不住；因为在钱的方面，他可以让你的良心出卖了。所以我们的特区帮靠的就是契约，就是靠我们信任契约，这是我想说的，我们深圳更强调企业的契约精神是我们深圳商人内在的基因，我相信有这种契约精神，这种内在基因。在中国未来的改革中，特区帮会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我指的是经营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