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克伯格引领硅谷裸捐风：留给孩子不如改变世界（2）

该组织数据还显示，美国有98.4%的高净值家庭参与慈善事业，另外，63%的高净值捐赠者把“回馈社会”作为捐赠的最主要动机。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美国慈善事业之所以能迎来“黄金时代”，与美国的“捐赠制度”不无关系。

有学者指出，美国曾经历过财富迅速积累的阶段，而财富集中在少数获益的个人手中容易导致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因此美国法律在设计上有意推动有能力的富人投入到慈善事业中，以缓解社会矛盾和贫富分化。

从税收方面来看，美国政府规定，企业和民众向社会捐款捐物可享受相应的减免税，捐款数额会在每年缴纳所得税额时被相应扣除。此外，慈善基金会被允许进行以增值为目的的运营，因此获得的盈利无需缴税。

也有质疑的声音认为，资金过多地流入慈善机构将导致税收减少。甚至，一些富人实际是以慈善事业为掩护，利用税收优惠避免财产缩水。

除此之外，美国对富人施以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以对资产转移进行限制。这意味着富豪的后代要想继承遗产必须付出高昂代价。例如，美国的遗产税便高达50%，而一旦成立基金会将财产注入，则可以避免财富传承产生的资产缩水，这一点往往给外界很大的“想象空间”。

不过，慈善捐款也受到严格而透明的监管，在报表、审计和违规处罚上有相对更完善的规制和执行机制。

以资产近600亿美元的盖茨基金会为例，它又分为基金会和信托基金，两者互不干涉，前者负责花钱，后者负责赚钱，但赚来的钱只能继续用于慈善。当然，基金会必须每年向税务局汇报账目，透明度很高。

因此，美国对于遗产继承的高额税收及对慈善事业的税收优惠，是促使慈善基金大量涌现的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价值观氛围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其实，美国社会此前也有家族内部代际传承财富的传统，打破这种传统、大规模投身慈善事业的时间转折点大约是从洛克菲勒、卡内基这一代企业家身上开始体现出来的。

钢铁巨头卡内基曾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巴菲特在两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资产的增值对超级富豪们来说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但是这些财富在其他人身上却能发生巨大作用，例如为儿童提供教育和疫苗。

年轻富豪们的“慈善目光”

从参与“捐赠誓言”的富豪名单中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科技界年轻富豪开始“接棒”慈善事业。与老一辈富豪的方式不同，新一代富豪希望自己的慈善事业能够为世界带来更为深远的正面影响力。

扎克伯格夫妇在写给女儿玛克斯的信中就提到，“挖掘人类潜能和促进平等”是下一代人需要重点关注的两件事。“平等”几乎是通篇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这体现出美国公益事业的逻辑基础就是实现平等。

然而，实现平等竞争的前提是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因此，教育和医疗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慈善事业的重点领域。扎克伯格在信中所提到的“个性化学习、医疗健康”正符合这个基本逻辑。

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也有着独特的慈善想法。他曾经表示，与其把自己的钱都传给两个孩子，还不如直接给像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这样能改变世界的企业家。

而马斯克的“捐赠誓言”也指向了未来。作为5个男孩的父亲，他已经把129亿美元身家中的大半捐赠给了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教育和儿童保健等领域。作为特斯拉首席执行官，他目前只领取1美元的象征性年薪。

就算是在硅谷以生活方式糜烂、奢侈闻名的甲骨文公司总裁拉里·埃里森，也已经承诺将自己95%的财富用作慈善用途，其中多数都会划到他名下的医疗慈善基金会。

Spanx首席执行官萨拉·布拉克利在2013年成为首位签订“捐赠誓言”的女性。她承诺将把多半个人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主要用于与女性相关的慈善事业。

2014年美国十大慈善捐赠总额达到33亿美元，其中，身家超过30亿美元的GoPro创始人尼古拉斯·伍德曼和妻子向硅谷社区基金会捐赠了5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硅谷社区基金会也曾多年接到扎克伯格的捐赠，2013年一笔价值近10亿美元的1800万股脸书股份令这家基金会成为全美资产排名第一的社区基金。

由于硅谷浓厚的科技创业氛围，这家基金会显示出了新富豪们身上的一些共性和特点，这些精神也体现在该基金会的理念之上。例如，回馈社区至关重要；像投资一样思考和行动；做决定时高度独立等。

由此可见，新一代富豪们在实践自己的慈善理念时有了更宏大的格局和更深远的考虑，且更能从不同的维度为改变世界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