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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小川:金融改革要补课 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

    10月1日,最新出版的一期《中国金融》杂志刊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今年5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委员学习报告会暨政协机关干部系列学习讲座上的讲话。

    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
    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

    据澎湃10月1日消息,讲话全文长近万字,概述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发展历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应对,并阐述了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内在逻辑。

    周小川称,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有着很强逻辑性:在转轨的早期,需要通过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等一系列深刻有力的调整,才能逐步迈向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的阶段。

    针对目前的状况,周小川表示,“今天我们虽然有条件推动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改革,但在此过程中,也有个别需要补课的内容。因为有些改革过去曾经打算做,但由于遇到危机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耽搁了下来。”

    在文中,周小川也具体指出了需要“补课”的方面,包括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初步框架以及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

    周小川指出,在国际比较时会发现,转轨经济体的金融体系改革发展都必然面临几大难关。如果没有强有力措施,不下大的决心,不清理财务不健康问题,不引入市场经济规律,银行体系将很难存续。“如果中国不经过一系列的财务重组,推进市场化、健康化、规范化,很可能本国银行体系也站不住。”

    以下是全文:

    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回顾

    一,20世纪80年代: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早期,金融市场领域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大一统”的金融体系中只有人民银行一家。当时金融体系最明显的特征是,人民银行既管宏观平衡,又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80年代金融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改变这一金融组织体系结构,通过建立一些新的金融机构,将中央银行和商业性金融体系分开,构建一个所谓双层银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央银行专注于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和为银行提供支付清算等金融服务;商业性金融机构则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面向企业和居民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具体而言,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建立或恢复建立的。建设银行过去服务于财政功能;中国银行在恢复设立之前实际上是人民银行内部的国际局(对外加挂一个牌子);农业银行当时是一块虚的牌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过去只做进出口方面涉及的货运险,是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下属机构。

    与此同时,80年代还在探索证券交易。当时没有成立股票交易所,80年代后期有个别证券营业部试点开展了证券交易。

    二,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基本框架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金融改革发展以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根据,与国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相平行,主要特征就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和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

    首先是专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当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都已经成立了,但四大行还是专业银行,分别服务于工商业、农业、国际业务和项目建设等行业或领域,相互之间没有充分的竞争。这显然不符合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同时也难以进行调控。并且,如果国家在某一领域有政策性要求,如有企业发不出工资,国家要求给予支持,那么四大行也必须负责自己领域的政策性业务。这不仅不利于银行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的健康发展。基于这种考虑,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门承担政策性服务,四大行只承担商业性业务,同时四大行不再按专业领域划分业务,相互之间可以交叉、竞争,以便改进服务。

    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另一重要背景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建立以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特征的公司组织结构和初步的治理框架。当时就有一个问题,如果现代企业制度也适用于这些大型国有银行,那么这些专业银行也要像国有企业改革一样,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变专业银行的性质,变为市场竞争主体,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运营管理。

    其次,这一时期建立了证券市场。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建立,国家层面成立了证券委和证监会,后来证券委的发行审核功能合并进了证监会。

    再次,保险业取得较快发展,特别是寿险开始初步发展。1998年,专门成立了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最后,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改革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宏观调控框架,明确了当时国家计委、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各自功能,宏观调控从直接调控加快转向间接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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