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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三大城市步入新版本

    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57年提出都市圈理论,1976年在其著作《世界体系中的城市群》中大胆预测,上海及周边地区将崛起世界第六大都市圈。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不过,戈特曼没有料到的是,今天的中国,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鼎足而立,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等城市群也在顺势而动。城市群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战略模式。“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已写入了中国“十三五”规划,成为探索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

    区域经济发展步入3.0

    根据“十三五”规划,国家将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同时,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壮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引导北部湾、山西中部等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上证报记者表示,区域经济发展有平衡和不平衡两个状态,中国一直追求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回顾区域经济发展历程,邵宇认为,中国城市发展最初是遵循各地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的自然规律,通过户籍政策限定大城市规模,目标是实现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发展。这堪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则伴随着沿海城市的改革开放,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大量迁徙,期间国家提出了诸如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发展战略,目标都是探索更加均衡的发展模式,这就是2.0版本。

    区域经济发展的3.0版本,也就是目前阶段,寄望资源能更加有效地集中。于是,国家在延续原来中东西发展格局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核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概念,通过大城市带动周边的中心城市和卫星城镇连片发展,以实现更大规模的人口承载力,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思路。

    在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罗守贵看来,若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兴奋点在空间上的两次推进来看,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在珠三角,上世纪90年代推进到长三角,分别被视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为1.0版和2.0版。现在推进到京津冀地区,视为3.0版。从地理位置来看,这次推进程度更为深入,属于当年计划经济的心脏地带,有望在改革和开放两个方面都能够走得更远。

    尽管对于划分标准存在不同理解,但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已步入新时代,将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新台阶。

    “目前环境下,中国经济正在寻找新动能,若想激发发展动力,关键是解决土地、劳动力、资本在区域上的错配,若把这些资源更有效地集中到超级城市群以及周边城市带,能实现更高效率,带来更多有效需求和供求,为中国经济带来新一轮发展动力和活力。”邵宇说。

    罗守贵认为,未来区域经济发展会以城市群为载体,除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以外,全国还会有十几个城市群,总共可集中全国50%以上人口、80%以上的经济总量。

    三大城市群新动作

    城市群版图已基本确定,现实问题是如何在一体化上做文章、在互联互通上做深做实,形成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在京津冀城市群中,雄安新区横空出世,作为千年大计,进入国家大事层级。

    在珠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呼之欲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高层近日表示,今年中央政府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瞄准“世界级城市群”格局,粤港澳大湾区将引领珠三角城市群发展进入新阶段。长三角城市群也在寻求协同,迎来接轨的声音。

    日前,浙江省批复在嘉兴市设立“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深化与上海的全方面、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嘉兴市发改委地区处处长杨晓波对上证报记者表示,所谓建设“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是嘉兴全市整体行为,涉及范围包括嘉兴下辖的2个市辖区、3个县级市、2个县。以省级示范区形式全面接轨上海,有望浙江省在规划编制、项目立项和审批、体制机制等方面释放相关支持举措。

    在嘉兴市上报浙江省的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中,记者看到,嘉兴列出了7个重点合作领域和八大重点项目清单,拟提请浙江省级层面支持。7个合作领域包括:嘉兴市轨道交通与上海轨道网对接项目建设、沪乍杭铁路建设、嘉兴军民合用机场建设、沪嘉医保“一卡通”工作、平湖与上海共建长三角科技城、上海自贸区嘉善项目协作区建设、嘉善县与金山区共建浙沪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等。

    八大项目包括轨道交通、铁路和机场等在内,预计总投资约为736亿元,其中“十三五”期间总投资计划为330亿元。据悉,机场项目和沪乍杭铁路有望今年完成可研报告的批复,争取明年能开工。

    在产业对接方面,嘉兴提出以高端装备、智能制造、金融业等为重点,开展两地产业合作。根据实施方案,嘉兴拟通过上海引进重大产业项目和外资,尤其是迎接“浙商回归”,计划2017年引进来自上海浙商回归产业、项目175个,到位资金155亿元;引进上海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40个,通过上海引进外资项目100个。

    同时,深化与上海国有企业、在沪央企及相关投资结构合作对接,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

    制度联动推动区域一体化

    从一定角度上讲,城市群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城市病缠身而催生的。如京津冀之中的京津,由于资源过度集中,雾霾常发,交通拥挤,房价居高不下。

    邵宇认为,城市群实现区域发展一体化,最有效率的办法是将相关行政区域进行调整。也可以考虑在城市群之上再设置一个顶层机构,比如直辖城市群管理委员会,来实现城市群中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规划和管理。

    与其逆市场而为,通过人为限定城市的人口规模来破解大城市病,还不如主动疏导,将人口疏导到大城市周边的城市群落地生根。这样的话,城市发展的空间也将顺势打开。雄安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解决大城市病的另一个路径是发展智慧城市,提升管理能及和智慧程度,让公共服务设施变得更加有效,服务更多人群。”邵宇说。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张兆安认为,从长三角一体化的实践看,从市场驱动到产业联动,要慢慢进入制度联动的状态。制度层面上架构好,长三角联动发展整个能级将上升一步,各个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资源的流动会更加顺畅。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顾建光教授则认为,解决大城市病,需要解决三个疏散,分别是人口疏散、城市功能疏散、产业疏散。其中,后面两个疏散最为关键,如果城市功能和产业不疏散,人口就没法疏散。

    这并不能完全靠市场机制解决。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把发展城市群、城市带作为战略性解决方案提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和途径。京津冀的做法,如果落实得好,对全国有一定的示范作用。长三角地区接下来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举措。

    “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过程来看,基础设施一体化可以做到,经济相互融合可以做到,但在较短时间打破行政壁垒还是很难的。”顾建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