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混业监管方案备受瞩目 原有分业监管或保留（2）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中国的金融业发展总体规模已然庞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丁志杰对记者表示，中国去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8.5%，为过去20年中主要经济体里的高水平之一，也是中国历年最高。英国只有两年超过8.5%，分别是2007、2009年(金融危机前后)。

从中国自身看，去年一季度因当时大牛市的背景，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最高；去年上半年金融业占GDP比高达9.35%，之后就出现了股灾。“去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攀新高后，中国所有金融乱相开始陆续暴露。这个比重并不是越高越好。”在丁志杰看来，这样的结果和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相关。现行的体制，一方面监管机构管理着金融机构，但另一方面由于三会之间竞争，监管者把各个行业的发展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

去年A股股灾的发生，成为此次再提金监改的直接导火索。“目前面临的环境和压力和2006年不同，”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表示，2006年只是在业务的发展方面出现了混业的势头，有改革监管的需求。但现在是如果不进行监管的改革，会有越来越多的金融活动落在现有的监管框架外，出现监管真空。去年以来，是金融违法案件集中爆发期。包括泛亚交易所、E租宝、快鹿等，涉及的金额、范围越来越大，涉及人数越来越多。“给金融秩序造成了严重损害，更是扩散影响到社会稳定。如果不进行监管改革，会有越来越多的金融活动落在现有监管框架外。”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都大刀阔斧地对金融监管框架做出了改革。从2009年到2010年，美国经过一年的探讨，最终形成和实施，自“大萧条”之后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议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2010》。2009年英国推出《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和《2010金融服务法案》，形成了目前全新的监管框架。经济金融面临的诸多系统性风险的威胁因素，以及国外发达经济体金融监管体制的先后改革，都对中国推进金融监管改革形成压力和推动力。“决策层已经意识到当前时间点，推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丁志杰表示。

央行功能重建

混业监管势在必行，但金监改的思路却千差万别。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央行的职能定位上，分别是：

一为顶层协调方的思路，在一行三会之上设立金融工作委员会(或金融稳定委员会)，统筹协调一行三会监管；

二为一行一会思路，即合并“三会”为国家金融监管委员会，与中央银行平行；

三为一行三会功能重组思路，保持一行三会现有格局，但对各自功能进行重组；

四为一行两会思路，将银监会并入中央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保留，对其职能加以调整；

五为单一央行方案。中央银行与三会合并成为兼顾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的单一央行。

上述接近监管层人士告诉记者，中编办正在着手制定的方案，并非单一只遵循上述的某一种思路制定，而是结合多种思路，取众家所长，设计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案。

赵锡军对记者表示，“传统监管理念是集中在分业上，现在环境有新变化，出现综合性风险，需要对其进行管理。但原有的专业领域的风险继续存在，专业监管是基础。如果把基础去掉，专门建立一个全新的监管架构，那也不行。”

此前，有意见认为此次中国应该改革实现将分业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据记者了解，正在形成中的方案，并非简单的将分业监管转向功能监管。较大的可能是，原有分业监管继续保留和加强，将分业监管不能覆盖到的监管真空，及综合性、系统性的风险监管交由央行进行。若要构建上述监管体制，就需要人民银行新建相关职能。

中国现行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框架，起于1990年代初证监会成立，后经过十余年发展，正式确立于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在现有监管构架确立后的第三年(2006年)开始，即有多重声音出现，提出对一行三会监管体制进行改革。“2006年，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召集管理部门和专家在国务院研究室开了一个会，比较正式地讨论了金融监管改革的问题。”上述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

2006年准备推进该项改革的背景是，国际上不少国家，比如美国的金融业，从分业经营的模式转向了混业经营模式。相对应的监管也完成了从分业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转变。在金融危机前，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是由1999年颁发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确定的框架。此后完成了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业出现混业经营的趋势，出现了光大集团、中信集团、平安集团等大的金融控股公司。这些变化对监管的改革形成一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