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频跳槽背后：不愿做政治斗争牺牲品（2）

李刚们为什么出走？

一位油气行业已跳槽的国企高管谈到自己跳槽一事时，对《企业观察报》记者说：“我曾经有很多创新的点子，但是要么因资金审批问题搁置，要么因得不到更高层领导的认同而放弃，个人价值得不到最大限度发挥，感觉看不到明确的发展前景，所以选择了离开。”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发展前景的预期，是影响这位高管去留的主要原因。

对于联通副总裁李刚跳槽去华翔联信一事，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战略咨询中心高级合伙人孙连才分析有多方面驱动因素。华翔联信近期刚取得联通和电信的虚拟运营商牌照，这时候企业欠缺的是在移动互联曾经有过成功运营实战经验的高端人才，人才在哪里？答案显而易见，就是移动和电信的国企高管。而李刚在联通有过运营打造“沃”品牌的成功案例，自然成为民企挖脚的最佳人选之一。李刚的选择可以讲既是联通内部博弈的结果，也是国企深度改革进行过程中的最佳选择。

崔瑜也认为，李刚跳槽去民企是多方面利益权衡以及外部环境变化而做出的决定。“2013年12月份，联通内部组织框架调整，李刚主要职能转变，对其或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民企高薪的吸引也是原因之一，若其出任华翔联信董事长一职，薪资有望大幅提升；此外，应该还有提升个人发展空间、荣誉感的可能。李刚进入民企，有望被赋予更大的权力和空间，有利于满足个人成就感。”

“国有企业大多有各种垄断或半垄断权力，多多少少在业务方面都会跟政府有一定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企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营主体，国企高管的工作相当一部分被耗费在搞关系和搞平衡方面，而且很容易因为政治斗争成为牺牲品。这些都导致国企高管与民营企业高管的工作状态存在明显差异，国企高管的薪酬也很难真正达到市场化的薪酬福利水平。”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助理，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昕认为，国企高管跳槽的原因大体有以下五方面：

一是国企内部继续发展的空间不大，比如副职无法提拔为正职，而个人又希望能够独立做点事情，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经营一家企业；二是国有企业内耗太大，讲政治多，搞经营和管理少，因而感到厌倦，希望能正正经经做点事情。或者在利益博弈中渐渐被利益集团边缘化而被迫离职；三是个人没有到政府任职的打算，或者感觉到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通道，前景不明朗；四是高薪诱惑，民营企业或非国有上市公司能够提供更高水平的薪酬和福利待遇，而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受到国家很多政策限制；五是一些国企高管在任职期间有一些不合法的行为，比如侵吞国家资产或以其他不当形式获利，因担心问题败露而主动离职，以避免将来受到处罚。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研究员也认为，虽然不排除部分高管跳槽确实是因为民企能够提供比国企翻倍的薪酬和优厚的待遇，但现有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运作机制、对高管的权限划分、更强的内部掣肘等，也都会使某些真正具备职业经理人能力的高管觉得，在体制内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所以做出离职的决定。

出走高管多处于市场有限开放行业

尽管“原因”与“理由”众多，但国企高管们也并不是想跳就一定能跳得动的。有了适合跳槽的外部环境与契机，是促成这些高管们“好事”的重要条件。

孙连才说：“哪个领域国家向社会资本有限开放，或者行业市场化程度已经迫在眉睫，与之相近的国企马上就会呈现出人员快速流失的局面。在相关政策没有放开之前，国企的高管是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或者说就业自由化选择的空间非常有限。”

孙连才举例说，比如，2013年12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11家企业发放首批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批文，这意味着我国在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电信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工信部对于申请虚拟运营牌照的企业审批条件中有硬性规定，技术负责人需有8年以上信息通信行业工作经验。按照此标准，已经获得牌照和有申请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意愿的企业大部分都缺少这方面人才。于是，那些在国有运营商工作的专业人才便成为新兴互联网和IT企业青睐的对象，不少企业不惜血本，往往开出高于实际人力资源市场价格的薪水招揽人才。

2013年上半年，联通下属公司联通时科CEO翟一兵、联通电子渠道部副总经理林剑锋和联通研究院副院长童晓渝相继离职。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翟一兵担任神州泰岳CEO后年薪高达300万元。

“其实，大多数国企高管跳槽，基本上都是选择和原来工作经历极其相似的企业。”孙连才说，在国企成功历练过的高管到民营企业后往往会如鱼得水，不管是业务熟练程度，还是在国企积累的人脉资源，都能在工作中很好地发挥作用。但那些被体制化或者在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的国企高管，在民营企业就不一定有更好的展示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