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米袋子系在别人腰间：大豆及三大主粮依赖进口（7）

产销区情况分析

因生产的自然条件及科技进步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位置变迁，既造就了新的粮食总量增长极，亦让各地的种植结构发生了变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其中，中国北方地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粮食生产总量一直呈现增长趋势。1980年至2010年，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从22205万吨增加到41184.1万吨，其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也从不足70%提升到75%左右。

在这个过程当中，东北地区和黄淮地区共同形成了中国的粮食增长中心。而中西部地区的粮食产量比重在全国内的份额亦因此开始提高，这既因为南方地区的生产式微，亦因为其总量的不断提高。

除此之外，东北地区水稻种植的面积亦开始迅速增加，替代了传统的春小麦种植。

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单纯的产销区概念因为过于简化，并不是一个衡量各省粮食安全的全面标准。

考虑到粮食余缺的总体情况和结构特点的不同之后，中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将变得异常复杂。目前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粮食剩余区，不仅细粮有剩余，粗粮也有不同程度剩余。全国只有黑龙江、新疆和宁夏三个地区。

二、结构性余粮区，粮食总量有剩余，但是有结构性缺粮，余粮的数量大于缺粮的数量。其中，吉林、内蒙古、甘肃属于剩余粗粮、缺细粮；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江苏、山东六省剩余细粮、缺粗粮。

三、结构性缺粮区，总体缺粮，但是结构性剩余(规模亦相当有限)，缺粮的数量大于余粮的数量。其中，山西、西藏、山西、云南、辽宁、贵州剩余粗粮、缺细粮，而湖南、广西则剩余细粮、缺粗粮。

四、粮食短缺区，不仅粮食总量属于短缺，而且细粮粗粮都短缺。全国这类地区有11个，主要位于四大直辖市和东南、华南地区，包括广东、浙江、福建、四川、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河北、海南、青海。

这种类型的划分包含了两个趋势：首先，粮食的单纯剩余区正在变得越来越少，除了黑龙江和新疆之外，宁夏因为规模较小，粮食即使有剩余，亦难以起到太大作用；其次，粮食产区与销区的不平衡程度正在逐渐拉大。2010年时，全国七个粮食主销区从省外购进粮食5300万吨，比2006年增加了585万吨，年均递增4%。

以广东为例，粮食产量多年稳定在1400万吨左右，自给率不足40%，其中六成需要从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区购进，年均缺口大于2400万吨，成为中国第一缺粮大省。

反思产销划分

除提高各省经济发展效率之外，产销区的划分还将会带来何种后果？2011年时，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在系统完成了全国56个地区的数据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一、放眼全局，能够稳定地提供异地农业基础的，其实就黑龙江和吉林。其共同的粮食安全输出能力大概为4100万吨；

二、这加剧了全国粮食安全紧张局势。13个主产区中，只有黑龙江、吉林能够持续地提供异地农业资源，而其他地区，由于土地、水资源等农业生态的恶化，提供异地农业基础已经勉为其难。特别是华北、黄淮海地区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地，这些地区的农业生态已经难以支撑大规模生产商品粮。国家应该逐步降低其主产区的生产任务，允许其休养生息，否则这些地区的农业生态很可能全面崩溃；

三、广东和浙江是中国两个经济强省，但目前在排行榜上位居倒数。目前这两个地区主要依靠其较强的购买能力和暂时良好的国内粮食市场环境，来维持其农产品市场的繁荣和粮食安全。但以2009年的数据来看，一个浙江就等于京津沪，而一个广东的缺口相当于京津沪缺口总和的两倍以上。一旦全国性粮食危机爆发，中央政府要同时对广东、浙江，加上福建、海南提供粮食安全保障，就可能捉襟见肘；

四、作为主销区的广东、浙江等地，也应当取消其“主销区”定位，严饬其保护耕地，提高土地肥力，明确粮食种植面积，提升其粮食自给率，增强本地农业基础。否则，中国人口与经济高度集聚区往往是缺粮区，容易成为国际粮市波动的传导区。1993年底，中国粮食库存充足而粮价突然暴涨，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粮价走高，广东沿海地区从进口转向国内粮市(《朱基讲话实录(第一卷)》)。

除此之外，产销区划分带来的后果还包括中央财政的涉粮投入和补贴对平衡区和主销区缺乏实质性的支持行动。粮食“省长负责制”及其向下级政府衍生的各级政府首长负责制，没有具体配套的硬性处罚规定。各级地方政府除了有些政治压力外，没有动力帮助中央政府提供粮食安全类公共产品。平衡区、主销区将“吃粮”压力逐步推向主产区，以最大限度地分享中央政府提供的粮食安全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