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谈中美贸易战 他说了什么让美国变成缩头乌龟（2）

我再讲讲中国方面怎么看。第一，在贸易和开放领域，中国的入世承诺是高水平的，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而且已经全面履行了承诺并且超越承诺，扩大了开放。首先是高水平的承诺。中国加入WTO时最高的约束税率是65%，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比如美国的最高约束税率是300%，韩国800%，日本260%。入世后2002年中国第一次履行降税义务，平均关税水平就从15.3%降为12%。中国入世承诺农业补贴水平不超过本国农业产值的8.5%，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0%。中国承诺开放100个服务贸易部门，现在开放水平远远超过承诺，已接近发达国家，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达到120个。到2010年，关税减让义务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从15.3%降到了9.8%。在贸易体制方面，中国政府对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做了清理，地方政府则清理了9万多件，形成了更加透明规范和可预见的贸易体制。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不征税的加工贸易占比大。从2017年进口结构看，一般贸易进口占比59.1%，加工贸易占23.4%，其余为对低收入国家免税的进口以及免税设备进口等。进口征税主要针对一般贸易，如果按照关税收入对进口总额的比值计算，实际征税率为2.4%，已经接近或低于部分发达国家。中美贸易更为特别，加工贸易占比更大，2017年中美加工贸易顺差占总贸易顺差的比例达59%，表明对美国的实际征税率更低。因此，在贸易和服务方面，中国并没有过度的保护。

第二，美国最近掀起的贸易战，当然我认为是打前哨的，是虚张声势还是真打也不清楚，反正现在已经开始。

首先，理论上美国现政府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巨额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储蓄率过低和财政赤字过大，在滥用发钞国的特权。同时，又借此将国内视线引向国际，是民粹主义炒作。

其次，美国应当拥抱全球化，包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议程。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当然也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这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难题。比较优势的转移，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工作岗位流失，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失去了城市工作。我们正在通过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不足1.5%，货物贸易顺差占比只有3%左右。这个比重在过去五年大致稳定，而同期消费贡献率已从54.9%上升到58.8%，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5.3%上升到51.6%，说明中国经济更多依靠内需，而且在依靠内需中减少了对投资的依赖。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中国现在就这么在做。最后，美国应当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讲道理。如果动辄诉诸贸易战或使用大棒，对中国是无效的，而且也是无礼的。一方面要求中国更为市场化，一方面又用计划经济下达指标的方式，要求中国压减对美1000亿美元顺差。中国已经越来越淡化增长数量指标，比如GDP的增长率过去是计划增长的，后来改成预期，并且预期的语气越来越弱，从要求增长预期7%以上，然后改为6.5%和7%之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调整为预期6.5%左右，转而更强调失业率指标，降低失业率，扩大就业。

美国还用了一个所谓的“镜像关税”，这也不符合常识。举的例子是中国对汽车进口收了25%的税，而美国的税率非常低，应该如同镜子两边一模一样才对，这是完全不顾发展阶段的差距。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关税水平已经低于巴西等同等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韩国，韩国可不是发展中国家。美国如果搞镜像税，可以同德国、日本去镜像，不要同中国。这个道理在座各位都清楚，我也不用再多说，美国有些做法确实没有道理。中国人的看法，对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温良恭俭让。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孙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国逼迫中国违反入世承诺，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只能以牙还牙。

知识产权问题与特里芬悖论无关，对双方最重要，可以坐下来谈，以消除误解，达成共识。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政府干预了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限制了美国企业谈判权利等。我理解美国方面的想法。对技术转移的问题，中国方面是这么认为，美国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联合盟友封锁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一方面，美国包括西方在中国巨大的市场上获取利润，一方面不转移技术，甚至中美合资企业中的技术也要从美国的母公司去购买，不断地付费，知识产权不断地付费是不公平的。美国财政部牵头的外资审查委员会的规则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中国的产品甚至含有中国股份的美国企业法人的产品，在美国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我也就此做过很多的磋商。美国用国内法高于国际规则而直接干预别国，是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看法，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内在的需求，否则我们就无法建立信用社会并取得技术进步。这方面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美国人也观察得到，但为什么不说？据统计，外国公司在中国提起的专利侵权案的诉讼，胜诉率已经达到了80%。国家规定的赔偿额度从以前的1万到100万，提高到10万到500万，还成立了三家知识产权法院。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又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与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职能整合在一起，有利于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取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问题，而且要求今年前完成机构改革任务。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取得的明显进展，但也仍有一些难题没有解决。比如知识产权法院专业性不足，有地方保护倾向等，美国的301调查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国家治理体制上的问题。为什么搞成这样？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还在探索，我认为应该走得再快一点。我在财长任内曾经推动解决了一些问题，使得中美双方在经济关系上都更为公平，特别是在中国方面还促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可以双赢，但是要有意愿。

总结发言：第一，我作为经济学家，又曾经是政府官员，与美国政府方面沟通很多，中美还是应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我们是非常尊重美国的，在制度等方面借鉴美国很多。但是我在同美国人打交道时，深深地感受到他们有优越感，但美国人的优点是，你只要给他把道理讲清楚了，你比他还明白，他就服你，他就接受。但是不能威胁，不能要求中国立刻消除1000亿美元顺差。美国曾经这样威胁过日本，而且奏效了，但对中国是无效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谈判上，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

第二，其他国家怎么看？大家怎么看现在的中美关系？美国人民对特朗普总统从开始的不习惯到逐步习惯，但是不见得心里都很习惯。欧洲、日本一开始也不习惯，现在慢慢习惯了，但还是不见得心里习惯，不见得服气。这就会形成一种心态，希望中国和美国打一打，压一压美国的气焰。第二个心态，中美打了以后，大家预期贸易会更公平，知识产权会更公平。这是对的，但我想提醒欧洲、日本，你们别想搭便车，如果搭公平的车不叫便车，但是我们中美打起来你得好处那不行。比如，欧洲人对平台经济是很有意见的，对Amazon、Facebook、Twitters、Google等加以处罚。如何打破新型垄断，还没有破解。这些平台很大一部分是美国的，现在中国也进来了。欧洲人希望打击它们，希望对它们有一定挤压。但是美国还专门说，平台经济扩展下去成本会越来越低，中国人想抢美国人饭碗，不是这么回事，这点大家都明白，应当大家在一起寻求解决办法。

最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我们自己很清楚。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应该互相理解，有些事情不是中国有意的。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对中国有好处，对美国也有好处，对全世界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