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超18万人落马 权力集中部门等成重灾区（2）

前景

“治标”转向“治本”

今年，王岐山在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时指出：“反腐要讲‘不敢’、‘不能’、‘不想’，‘不敢’是治标，‘不能、不想’是治本，我们要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我现在可以负责任地说，‘不敢’这条已初见成效。”

按照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时间表，我国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着力于“治本”的法治反腐无疑是四中全会后众人所期待的反腐新常态。

“从权力利用理论、政治势力发展、社会民众心理来讲，反腐长期依靠人们情感化的支持是难以为继的，所以接下来肯定要转向制度反腐，有确切的标准可循、完善的程序支撑以及长远发展的机制，而法治无疑是其中最为坚实、有效、可信赖的制度。”杨建顺认为，四中全会专门、集中、系统地探讨依法治国，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信号，而且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已经提供了实施基础。

而法治反腐的核心则是对权力运行的全流程监督和制约。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行政管理研究室主任贠杰看来，上述部门和行业腐败现象之所以高发，既源于不必要的政府权力设置过多、过乱，也源于行政权力运行监控的失察和失范。消除权力寻租土壤、防止腐败发生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清理精简不必要行政职权，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二是通过制度化途径保证权力运行的规范性和透明性，也就是确保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三是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让以往流于形式的很多监督制度落到实处，同时加大社会媒体和公众监督的力度，让体制内监督机构和体制外监督机制形成合力。

杨建顺还强调制度本身的合法规范运营，应构建行政自律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从反腐走向防腐。“未来要重视内部的行政自律机制的构建，从行政过程论的角度为权力行使的整个过程铺设相关的路径、方法，提供手段进行约束，让反腐成为各方面制度本身应该有的作用和使命，当然这种约束机制需要法规范来形成一种支撑，这样才能以权力制约权力，达到防止腐败的目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也认为，提高司法的独立性是整个社会法治化、建设法治中国的需要。要培育官员的法治意识，提高依法执政的水平，必须赋予司法一定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官员尊重法律。

效应

有望释放多重反腐红利

“以反腐支撑的创新驱动发展将成为‘新常态’，有效刺激民间投资潜力和全社会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中国红利’。”10月1日中纪委网站上刊发的《中国收获哪些反腐红利》一文如此评价反腐的经济意义所在。

所谓“红利”，关乎发展的可持续动力。苏格兰皇家银行经济学家高路易指出：“这场反对腐败和奢华之风的运动旨在与更多系统性改革一同推进。这些系统性改革最终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并改善金融资源的配置。”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无疑是上述系统性改革中重要的一个。国务院连续多轮多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无疑减少了权力寻租的机会，从源头上达到预防和治理腐败的目的，最大化地释放改革的红利。

更重要的是，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制化环境，将催生更多企业的成长。自3月1日中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平均每天新注册企业超过1万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24万户，同比增长13.12%。

近日彭博社调查显示，17位经济学家预测，反腐将在2020年使中国GDP提高0.1%-0.5%。随着贿赂对商业的拖累不断得到缓解，按美元现价计算，那是一笔相当于斯里兰卡经济规模的约700亿美元的红利。这与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观察契合，他指出反腐虽影响奢侈消费，但中低端餐饮等行业却很红火。

“中国每年的贪腐金额巨大，省下来每年不少于100亿美元。而且，对企业而言，经济环境更公平更透明，以前要办事就得行贿，以后这部分成本就没有了，而且程序简化，还节省了时间，整体的交易成本都有所降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主任苏剑认为，反腐红利远高于700亿美元。